從以諾城到新耶路撒冷(2)：
論保羅在以弗所城的牧養宣教
陳曉東牧師
摘要
本文延續第一部分「從以諾城到耶路撒冷」的神學思考，進一步探問新約使徒保羅在城市牧養宣教的洞察。筆者以《以弗所書》為核心文本，參考提摩太前後書和使徒行傳的記載，分析使徒在羅馬帝國城市處境中對教會身份、群體功能、社會倫理與屬靈爭戰的理解，進一步呈現出城市不僅是人神對立與偶像權勢的集中地，也可以是透過牧養宣教見證福音榮耀與預備新耶路撒冷降臨的神聖空間。
一、引言：在當代城市宣教中再思「牧養宣教」
在全球遷移、都市破碎與教會領袖疲弱的今日處境中，教會的宣教想像正面臨深刻挑戰。面對這些轉變，越來越多的當代宣教學者不再單單依賴19世紀擴張式宣教策略論述，而是轉向一種更具關係性、道成肉身且有深度關懷的宣教實踐。這一宣教思考我們可稱之為「牧養宣教學」（Shepherding Missiology），它重新將宣教理解為尋找、牧養、保護、醫治、關懷、陪伴、引導與群體養育的牧養宣教，而非僅是口傳佈道或增加教會人數規模的拓展。
「牧養」的形象深植於聖經敘事中：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篇23篇），到先知以西結責備不忠心的牧人（以西結書34章），再到主耶穌自稱「好牧人」（約翰福音10章），「牧養」從來不是軟弱的代名詞，而是帶有保護、醫治、領導與公義責任的使徒性角色。宣教因此不僅是「被差派出去」的行動（羅馬書10:15），更是「尋找圈外的羊」、「住在羊群中間」的生命見證。因此，在當代宣教處境中牧養宣教也發展出三項核心的實踐面向：
- 牧養（Shepherding）
教會領袖需如乳母般細膩，建立跨文化的牧養系統。這包括語言的跨越、情感的陪伴、家庭的輔導與代際的整合。尤其在跨文化婚姻、新移民子女的養育與青少年身分認同等議題上，宣教者被呼召成為具有心理、社會與屬靈輔導能力的綜合型牧人，能貼近人群、陪伴掙扎、釋放醫治。 - 代禱（Intercession）
移民社區面對的法律困境、社會邊緣化與心靈創傷，往往無法僅靠策略或資源解決。在這樣的張力場域中，牧者如保羅一般，需要以長時間、深層次的代禱服事，成為城市中的屬靈管道。透過聖靈的帶領與代求，牧者在隱密處為社群向神呼求突破與轉化。 - 守望（Watchkeeping）
牧者亦需如古時的城牆守望者，洞察社區中潛在的屬靈與社會危機，例如異端思想、毒品滲透、媒體資訊轟炸、家庭暴力、心理健康挑戰與移民剝削等現象。這需要具備屬靈分辨力與社會洞察力，引導教會與社區採取合宜的應對與預防，建立健康、有防護力的屬靈環境
二、牧養式宣教的回歸與更新：當代宣教學對牧者宣教士角色的神學反思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與後基督教語境日益擴張的今天，宣教學界逐漸從過去以「策略推進」、「結構擴張」為核心的功能主義模式中轉向，重新發現以「牧養」為中心的宣教神學進路。本文主張，「牧養式宣教」不僅是一種關懷取向的實踐策略，更是一種深植於聖經敘事與教會歷史的神學範式，呼應著當代宣教場域對關係性、跨文化理解與靈性深度的渴望。
A. 從宣教擴張到宣教陪伴：範式的轉變
傳統以來，宣教士多被視為福音的傳遞者與文化的開拓者，然而在21世紀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語境中，這種角色定位已顯不足。宣教學者如Christopher Wright（2010）、David Bosch（1991）、以及Paul Hiebert（1994）等人早已指出，當前的宣教行動必須從「知識的傳遞者」轉變為「生命的陪伴者」、「文化的對話者」與「靈性的引導者」。這一轉變可被稱為「牧養式宣教」，其特徵不僅在於形式的改變，更在於態度與本體論述的重塑——牧者宣教士不再高居其上，而是學習與被牧養對象並肩而行，成為雙向學習與醫治的中介。
B. 聖經牧養意象與宣教實踐的整合
牧養式宣教神學深受聖經中牧人形象的啟發。從耶和華為牧者（詩篇23篇）、耶穌為好牧人（約翰福音10章），到保羅對以弗所長老的交託（徒20章），牧養始終是一種結合深度關係、責任擔當、引導保護與自我犧牲的神聖職分。當牧者的角色被置入跨文化宣教脈絡中，其神學意涵也隨之擴展：牧者不僅守護教會，也成為橋樑、陪伴者與創傷處境的醫者（Henri Nouwen, The Wounded Healer, 1979）。
C. 散居與後殖民處境中的牧養角色再造
在散居群體（diaspora）與後殖民社會中，宣教士面臨的不僅是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更是身份、歷史創傷與權力結構的交錯。Andrew Walls（1996）與 Vincent Donovan（1978）指出，真正的牧養式宣教不是文化輸出或神學複製，而是透過深度聆聽與文化尊重進行的福音詮釋與共創。
牧者宣教士在此處境中扮演「詮釋者」與「促進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協助當地信徒重新發現福音與文化的交織點；另一方面促成跨文化、跨世代的信仰對話，建立地方化的靈性生態系統。
D. 從策略領導者到關係引導者的角色轉型
當代學者如Alan Roxburgh（2005）與 Stephen Bevans（2004）皆強調，牧者宣教士的角色應從管理者轉變為靈性導引者，並透過「詮釋實踐」（interpretive praxis）引導信徒在複雜社會中尋找上帝的行動方向。這樣的角色不是主導式的，而是開放、促進、引導與陪伴。
E、小結：牧養式宣教的未來挑戰與希望
牧養式宣教的神學與實踐，在當代全球宣教脈絡中具有高度的適切性與挑戰性。它要求宣教士不僅具備跨文化能力與語境神學視野，更需具備深厚的靈性生命、創傷關懷能力與長期委身的意志。在這樣的模式下，宣教成為一條靜默卻有力的同行之路——不以控制為目標，而以見證為呼召；不以效率為優先，而以關係為核心。
牧養式宣教不僅回應了後基督教社會的靈性乾渴，也提供了一種在全球分裂與焦慮中活出和平與醫治的宣教見證。它是一種「慢宣教」（slow mission），但卻是真實可持續的道成肉身式見證。
三、保羅的城市教會建構論：《以弗所書》的牧養神學
聖經的城市敘事揭示從「以諾城」（創4:17）走到「新耶路撒冷」（啟21:2）的張力旅程。這段歷史性敘事不僅包含了地理空間的轉移，更是關於信仰群體如何慢慢地在文化、政治與屬靈對立張力中生存與見證的神學旅程。新約的關鍵見證人—使徒保羅—在其牧養書信皆是針對特定城市與地區的信徒群體而發，他的書信呈現了教會如何在異教社會與羅馬城市體制中維持其屬靈身份與福音使命。
A. 從偶像城市到神聖空間：保羅在以弗所城市的牧養宣教
在羅馬帝國的繁榮都會以弗所，使徒保羅展開了一場深具轉化性的宣教工作。以弗所不僅是亞細亞省首府、商業樞紐，更以壯觀的亞底米神廟為核心的宗教中心。在這座集權力、財富與偶像崇拜於一身的城市中，保羅建立了足以挑戰主導城市敘事的教會，並通過書信持續指導這個年輕的信仰群體。
保羅的以弗所書信與使徒行傳的記載呈現了一種獨特的城市宣教神學：城市既是屬靈爭戰的場域，也是福音轉化的空間。在亞底米神廟的陰影下，保羅描繪教會為「神的家」、「基督的身體」與「聖靈的殿」，建立與城市主流價值截然不同的屬靈共同體。使徒行傳19章記載的銀匠暴動，正顯示福音與城市經濟、宗教與身分認同的深刻衝突。
然而，保羅的城市宣教不僅停留於對立層面。通過提摩太前後書的牧養指導，他建立了一套城市轉化的牧養宣教模式，使教會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在城市中展現神國度的真實臨在。這種宣教方式既認真面對屬靈爭戰的嚴肅性，也積極參與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通過門徒培育、領袖建立、倫理教導、社會關懷等多重途徑，將福音帶入城市脈絡。
保羅的以弗所事工啟示我們：城市不僅是人神對立與偶像權勢的集中地，也可以成為見證福音榮耀、預備新耶路撒冷降臨的神聖空間。他的牧養式宣教模式，為今天的城市宣教提供了寶貴啟示。以下將探討保羅牧養式宣教的七項關鍵特質：
B. 保羅的牧養式宣教的七項特質
1. 教會為基督身體的整全異象（以弗所書1–3章）
保羅宣告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在基督裡蒙揀選、得救贖、同歸於一的新創造（弗1:4–10, 2:14–22）。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弗1:22–23），而每個信徒須「各盡其職」，建造整體成熟的信仰生命（弗4:11–16）。牧職的設立（使徒、先知、教師、牧人等）不是為權力結構而運作，而是為成全聖徒。這異象成為牧養式宣教的起點：教會不是科層形式和工具，而是牧養與宣教的對象與主體。
2. 牧者即流淚的僕人領袖（使徒行傳20:17–35）
在離別以弗所長老的講論中，保羅呈現自己如同「日夜流淚勸戒各人」（徒20:31），不以權勢，而以生命為榜樣，說明牧者角色的核心是委身與服事（cf. 提後2:24–25）。保羅在其牧養與宣教角色中展現出一種「情感真誠、靈性負重、委身捨己」的屬靈倫理。他並非以教義或權柄為主導，而是以生命見證來贏得信徒的信任與轉化。他的流淚不是脆弱，而是一種道成肉身式的牧養神學，是以「愛中的真理」服事眾人。
3. 關係與生命陪伴的深度牧養（使徒行傳20:20, 31；提後1:3–6）
保羅在以弗所「凡事謙卑」地與眾人同住（徒20:19–20），並向提摩太提及其「眼淚」與「無偽之信」（提後1:4–5），顯示出牧養是從生命流出、以關係為本的實踐。
4. 建立以真理為中心的教導體系（提摩太前書1–4章；以弗所書4章）
保羅強調教義與真理教導的重要（提前1:3–5，4:6–16），在以弗所書中更強調「說誠實話、用愛心彼此建造」（弗4:15）。在穿戴全備軍裝的比喻之中，祂亦要求教會以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弗6:，可見牧養式宣教需要真理的根基與對真理教師的培訓。
5. 代代相傳的門徒培育（提後2:1–2）
牧養式宣教是一個連繼不斷的門訓系統：「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所聽見的話，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種門徒的傳承體現了牧養事工的延續性與深度訓練。
6. 家庭與職場中的牧養實踐（以弗所書5–6章）
保羅不僅關心教會內部，更將牧養擴展至家庭、婚姻、親子與職場關係中（弗5:21–6:9），呈現出牧養宣教的生活化與倫理導向。在這些關係中，保羅強調「在基督裡彼此順服」（弗5:21）。這不是權力的競逐關係，而是天國倫理在羅馬社會秩序中的穿透與更新（弗5:21–6:9）。
7. 靈性爭戰與屬靈守望（以弗所書6:10–20；提後4:7）
牧養者同時也是為群體守望的屬靈戰士。保羅呼籲信徒「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弗6:11），保羅描述教會如軍隊，面對的不只是肉體權勢，而是「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6:12）。宣教牧養不只是內部建造，更是外在爭自己也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提後4:7），指出牧養式宣教需具備屬靈辨識與代禱爭戰的能力。
四、結語：當代宣教學提供的啟示
保羅的牧養式宣教形態結合了真理教導、生命陪伴、使命門訓、靈性爭戰與社群關懷，在多元文化與屬靈挑戰並存的以弗所城中開創出教會成長與門徒深度塑造的模式。對當代牧者與宣教士而言，保羅的這七項牧養宣教的特質提供一個跨區、跨文化、整全、可持續的牧養與宣教，對比之下也可以看見當代歐美教會在世俗化與全球化處境中的宣教挑戰。將保羅的領受與當代學者的討探作為互參，也看到兩者之間深層的張力與互補：
首先，保羅的牧養形象強調了流淚、委身、以身作則的僕人領袖典範，這一點與當代牧宣中的「受傷的醫者」形象相互呼應；但當代牧養宣教的理論更進一步發展宣教牧者作為「詮釋者」、「培育者」、「同行者」、「引導者」等多重角色，將保羅的僕人領袖範式擴展至跨文化、跨世代與後殖民、全球化語境之中。
其次，保羅注重真理教導與靈性爭戰，而當代牧養宣教的論述則更聚焦於處境化與文化交互性，尤其在散居族群與身份協商議題上的分析更為熱衷。這雖然是牧養式宣教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必要延伸：但是從「真理的傳遞者」轉化為「文化的共創者」與「靈性的陪伴者」。然而忽略了聖經 神學的規範性論述，終將使牧養宣教的神學基礎替換成為人學為基礎，這將喪失了牧養宣教的最重要的內涵。
最後，保羅的榜樣是從「使徒到牧人」的過渡，而當代表述則進一步從「領袖到關係協作者」、「牧人到跨界共學者」，展現一種更動態、反身性與多元化的牧者宣教士形象。這其實實是對宣教領導力的不同論述。值得我們進一步省思和探索。
筆者認為，當代牧養式宣教神學應以保羅在以弗所發展出的思考範式為核心，並結合當代表述所帶出的文化、性別、族群與權力關係的洞察，發展出一種歷史根基堅實、文化敏感度高、靈性深度強的「僕人式牧養宣教」。總而言之，保羅的城市牧養神學是「建立—成全—爭戰」的動態結構，核心在於使教會成為新創造的預嘗與城市屬靈權勢的對抗堡壘。
作者：陳曉東牧師 (波士頓學院神學系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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